设为首页 | 联系我们 | English
访40年来见证中国环保事业发展的人-我会名誉理事长曲格平 2010-04-19  
 

  访40年来见证中国环保事业发展的人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王仁贵

  1969年到现在,曲格平把40余年的时间都投到了环保事业上。在担任国家环境保护局首任局长、全国人大环境和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期间,他推动并参与制定了中国环保工作的主要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从这些职位上卸任以后,曲格平并没有闲着,仍旧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环保当中去。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贡献,在得到国内社会各界积极评价的同时,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曾先后获得联合国环境大奖、金方舟大奖、爱丁堡公爵环保奖、“蓝色星球奖”、 中国绿色贡献终身成就奖等众多奖项。作为中国环保工作的推动者和见证者,曲格平亲历了新中国环保事业从无到有、由微到著、从不重视到成为基本国策的变化历程。近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专访了这一位年逾80的环保老将。

  新中国第一份环保文件的诞生

  记者:在环保局组建之前,国家领导人对环保也非常重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环保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曲格平:19738月国家就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提出了工作方针,发布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保护的十项规定,并建立了工作机构。仰仗周总理的崇高威望和感召力,也做过一些工作。但是,当时正值“文革”时期,学校停课闹革命,工厂停产闹革命,国家机关几近瘫痪,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在这种状况下,环保工作也难有什么大的进展。打倒“四人帮”,国家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各项事业繁荣发展,环保事业才真正摆上了国家的议程,在防治环境污染和自然生态方面都做出了大量工作。

  记者:您是怎样从事环保工作的,认识如何?

  曲格平:1969年,我调到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有幸在周总理领导下工作,也就从那个时候起,我才接触环境保护方面的一些事情。从那以后到现在,我一直在从事环境保护工作。

  说实话,当时我和很多人对环境问题都不懂,包括一些领导同志,都觉得中国的环境问题不大,不必太着急。但周恩来总理并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不要认为不要紧,不要再等了,从现在起就要抓紧这个问题。

  记者:据载:早在1970年周恩来总理就让一位外国记者给国家高层领导人讲环境课,有这种事吗,请您能介绍一下吗?

  曲格平:197012月初,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夫人浅沼享子来中国访问。周总理在接见日本客人时,了解到随行的浅沼享子的女婿是一位专门从事公害问题的电视台记者,就对这位记者说:“我要向你请教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总理特意约这位记者作了长时间的谈话,详细了解了公害在日本的发展情况以及日本采取的对策。谈话后的第二天,他就指示我们组织一次报告会,请这位记者讲述环境保护问题,并且指示:除有关科技人员参加外,国家机关特别是各个部委的负责人都要来听这堂课。

  这件事情当时是由我具体组织的,进行中也遇到了困难,让一些部委的军代表和部长们坐在那里听一个外国记者的讲话似难接受,又不敢跟总理说。于是就从北京饭店小礼堂拉根线到旁边的会议室,请部长们在会议室听转播。我所以讲这段小插曲,是想反映当时的一种心态,好像身为一个大国的部长,就不能听记者在那里讲话。

  记者:据说在这次有关环保的报告会结束后,周总理还要求分组讨论,事后还交了一份分组讨论的情况报告,您能介绍一下这段情况吗?

  曲格平:报告会讲了一个下午。报告会结束后,总理还问听懂了没有,并且还指示要分组进行讨论,讨论的情况要向他汇报。时值“文化大革命”,全国的事情都压在他一人身上,但是他对环保这件事却紧抓不放,特别认真。当我们将报告会情况和分组讨论的情况报告提交给周总理后,他指示要把日记者对日本公害情况报告发给出席全国计划会议的人员。在这份报告中,介绍了日本环境污染导致一系列公害病的发生,江河湖海的污染、汽车尾气的污染、农产品的污染、自然生态的破坏和退化等等,吁请中国在发展中不要出现日本这种严重情况。很幸运,不久前我们查到了这份文件,这极有可能是在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份关于环保的文字记录,不过分组讨论的报告却找不到了。从这件事情可看出总理高瞻远瞩,抓住一切机会向我们的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各行各业,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

  周恩来奠基中国环保事业

  记者:1972年,联合国决定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一次人类环境会议。中国派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对日后中国的环保事业有没有带来什么影响?

  曲格平:1972年,联合国决定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一次人类环境会议。会前联合国派了会议的秘书长到中国来,希望中国能够出席这次会议。周总理当时答应,中国派代表团参加。外交部原定由卫生部组团,当时对环境问题的认识,仅限于危害人体健康,认为是个卫生问题。名单报到国务院之后,总理说环境问题不仅仅是个卫生问题,它涉及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要综合部门组团。综合部门自然就是国家计委,当时余秋里同志让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唐克率队去。名单报到总理那儿,总理说有工业、农业、水利、卫生、科研等方面的人,还要国家计委出一位负责人。于是就指派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为代表团副团长。

  总理在审阅代表团的报告时指出,对自己的成绩不能够估计过高,要注意学习国外一些好的经验。当时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有些人不承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环境污染,不承认国外有什么好的东西要学。在那种社会背景下,总理仍然明确地提出来,要看到自己的问题,要注意向国外学习,表现出他一贯的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的态度。

  会议结束后,代表团回来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讲:我所担心的环境问题在中国还是发生了。代表团在汇报当中,认识到中国的环境问题已经相当严重,比方说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还有生态破坏,都已经达到比较严重的程度。总理指示,立即开一次全国性的会议,对环境保护问题,不仅要国家有关部门重视,还要使得全国各级领导都要重视这个问题,要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记者:您在一篇文章中曾指出,即使在文革期间,从1970年到1974年这四年多的时间里,周总理对环境保护有31次讲话或批示。这些讲话里提出了哪些环保方针和政策?有哪些到现在还在一直起指导作用?

  曲格平:文化大革命那样一种历史背景下,总理针对环境保护竟有这么多的讲话,这足以看出他对环保问题的重视。他讲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讲了应该采取的措施,也讲了方针政策。总理对环境保护一系列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要预防为主,防止环境污染的发生,不要消极的在问题发生后再去补救。他的这一指导思想,成为我们今天环保方针的基本方针。

  总理说:我国的工业化刚刚起步,我们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要避免出现那种严重的环境污染的情况。我们应该从建设一开始,从产品、厂址、技术设备的选择,就注意环境保护,要考虑到建起来之后,对环境可能造成的污染和破坏。我们搞建设,一定要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子孙后代,不要做对不起子孙后代的事情。他说,这样做,可能要多花一些投资,但这是很值得的。总理的这些指示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执行,但是他的这些思想对目前的环保事业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总理关于治理环境污染的另外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开展综合利用。他认为工厂排出的废水、废气、废渣,如果经过适当的处理,也可以把三害变成三利,据此,总理提出了非常有名的两句话,叫做化害为利,变废为宝。这两句话,与今天所推行的循环经济理念是一脉相承的。综合利用,总理讲得比较多,他认为很多东西完全可以做到化害为利。比方说废水经过处理之后,至少可以灌溉,这个就做到化害为利了。当时根据他这个指示,我们曾经督促一些地方对污水进行了一些治理,污水经过适当的处理之后,变成了农作物的一种水源,收到了很好的成效。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环境保护工作虽然没有全面开展起来,但是在当时那样的条件下,我国综合利用方面还是做了大量的工作。

  开启中国环保新时代

  记者:19738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环境保护工作会议。这是我国环保事业的标志性事件?您怎样看待这次会议对环保的功绩?

  曲格平:19738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大家汇集在一起就各地环境状况作了一次交流。

  会议期间出过十二期简报增刊,会议上反映的各种比较严重的环境问题集中反映在这十二期简报上。总理看了之后,觉得问题非常严重,他作了批示,把这个简报下发给各省第一书记。会后这些简报又再次印发全国,扩大了阅读的范围。上海是工业比较集中的城市,上海的环境问题暴露得也比较集中,大气污染、水质污染非常突出。所以,总理举上海的例子比较多。会前他对上海的人就说过,你们喝喝北京的水,是不是比上海的水好啊。上海人对上海的饮用水意见很大,有味道,黄浦江的污染不治理不得了。

  在这次会议上,摆出了环境存在的大量问题,并初步分析了产生的原因;提出了环境保护的方针,明确了工作的方向;拟定出十条工作任务和要求,主要是:做好全面规划;工业要合理布局;改善城市环境;综合利用、除害兴利;对土壤和植物的保护;加强江河湖海的管理;植树造林,绿化祖国;开展科学研究;环境保护投资必须落实等。会后国务院作为规定下发全国实行,成为国家环境保护的行政法规性文件。

  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使大家从模糊的认识中猛醒过来。它的功绩,不仅在于它制定了一些方针、政策,最主要的是唤起了国人特别是各级领导对环保问题的重视。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我国制定了一个环境保护工作规划,设立了环境保护工作机构,从此环境保护被列入了议事议程。在“文化大革命”那样混乱的条件下,环境保护这项工作举步维艰。在文化大革命那样极端混乱局面下,一切事业都处于停滞状态,竟然召开环境保护会议,并且还允许揭露环境污染这种社会“黑暗面”,真是有些不可思议,可称为“奇迹”。这全是周恩来的作为,是他对环境保护重视的一次集中体现。

  记者:国家环保局的组建应当说是又一个开始,此后的环保工作和以前相比发生了哪些大的变化?

  曲格平:1988年,国务院再次进行机构改革,国家环保局从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独立出来,成为国务院的直属局,我成为了首任局长。其实,关于这个独立机构的成立,在当时曾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一些部门和人认为环保工作已经分布在各个部门,例如垃圾处理、绿化、水污染、大气污染、核污染、工业污染、农业污染等等都有相关部门可以管,没必要再成立专门的环保机构。这不仅是一般议论,而且在一个时期曾使环保工作极为困难。为此,我们曾向国务院领导同志力陈“环境建设”和“环境监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国家环保管理机构承担的主要职责是依法监督工作,而非那些具体的环境建设工作。这种理念得到了学术界和国家领导人的认同,如此,国家环保局才最终得以成立。

  在全国第二次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之后,国家环保局把建立环境管理制度摆在了工作的首位。通过近五年的摸索实践和总结,并借鉴国际社会的经验,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制度,概括的说就是“三大政策”和“八项制度”。这奠定了此后环保工作的主体基调。这一系列政策制度的陆续实施,大大延缓了环境状况的迅速恶化。更可喜的是,这些政策制度也陆续纳入到国家的环境法中去。

  环保立法规划中国环保轨迹

  记者:作为中国环境保护管理机构的创建者和最初领导人之一,您参与制订了许多重大环保法律,至今仍在关注环保,参与许多重要活动。从环保局首任局长到全国人大环保委员会主任委员,几十年来您做了大量工作,您怎样看待中国的环保立法进程,您有些什么感想?

  曲格平:1976年,我到内罗毕中国常驻联合国环境署代表处担任首席代表。通过这期间的学习和研究,使我认识到西方国家推进环保工作的一条重要而有效的手段,就是建立起健全的法律制度和有力的监管机构。

  从内罗毕卸任回到北京后,我便呼吁尽快出台环保法。国环办成立了环保法起草小组,我也成为其中的一个成员。

  40年来,我几乎跟随了整个立法进程,其中有些法律我参与了起草、修改,到人大后有些还参与了审议和表决。在我的环保生涯中,环境立法是我参与比较多的一桩重要工作,特别是在全国人大工作的十年,几乎全部精力都放在立法上,从章节到条款乃至字句,琢磨推敲,反复磋商,可以说倾注了心血。我的一个基本信念是,只有靠法治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也只有靠法治,才能有效保护和改善环境。

  回顾40年来,让我感到欣慰的是,看到国家环境保护政策思路渐趋成熟,要说环保事业发展的话,这是一项有重大意义的进展。

  一是确立了环境保护的国策地位。上世纪80年代,在起草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文件时,就意识到首先应确定环境保护事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通过对国情的分析,我们认为环境保护关系到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关系到国家的长久发展,关系到广大人民的生命安全,是强国富民安天下的大事,这样的事业,应该立为国策。在会前的汇报时,得到国务院领导人的认同。在1983年底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李鹏副总理在大会报告中宣布:环境保护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国策地位的确立,把环境保护由一个发展边缘地位移到现代化建设的中心地位,从而有力地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和发展观,对推进我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和建设和谐社会有着重大意义。

  为了与国策地位相配套,又推出了“同步发展”方针,即“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环境建设要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相统一”的发展方针,表达了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统一的思想,摒弃了“先污染后治理”的陈腐观念,体现出建设有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总目标的要求。这一同步发展方针与五年后联合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方针是一脉相承的,而且表述得清晰、可操作。

  二是建立起环境保护的基本政策与管理制度。1983年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后,我国把建立环境管理制度摆在了工作的首位。通过5年的摸索与实践,各地在强化环境管理方面出现了一些有益的做法和经验。通过总结筛选提升,并借鉴国际社会的经验,提出了一批政策和制度措施,在1989年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集中推出了“三大环境政策”和“八项管理制度”。三大政策是: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谁污染谁治理和强化环境管理。八项管理制度是:三同时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排污收费制度、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环境目标责任制度,排污申报登记和排污许可证制度、限期治理制度和污染集中控制制度。不久,这些政策和制度以国务院名义发布实施,并陆续被不断出台的环境法律所吸纳,变成法律规定。

  “三大政策”和“八项管理制度”,是对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道路的开拓和创新,把不同的管理目标、不同的控制层面和不同的操作方式组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政策和管理体系,基本上覆盖了主要的环境领域,建立起一个充满活力而又灵活有效的环境管理机制。这是立足于国情,总结多年环境管理经验,学习借鉴外国先进经验的产物,也是改革开放、创新奋进的结果,是我国环境管理从理论到实践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

  三是建立起了法律法规体系,努力把环境保护建立在法制基础上。19799月,在国家恢复法治建设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是全国人大首先通过的法律之一,结束了中国环境保护无法的历史。这部法律为中国环境保护工作指明了方向,规定出当前工作的领域和任务,并为环保监管机构提供了法律依据。

  19799月第一件《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到2005年《可再生能源法》的出台,已颁布《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等控制污染、保护环境的法律9件;森林法、草原法、防沙治沙法、水法、水土保持法等保护自然资源法律15件,覆盖了主要的环境资源领域。同时,在宪法、刑法、各项经济法、环境保护行政法规、地方性环境保护法规和规章、签署的国际环境公约、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的有关司法解释等方面作出的相应规定,已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环境法律体系框架。

  环境立法如何由传统理念向可持续发展全面转轨,2002年出台的《清洁生产促进法》和《环境影响评价法》作出了积极探索。《清洁生产促进法》一改过去污染产生后的治理,转向生产全过程的控制。要求改进设计,使用清洁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或避免在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的产生和排放,并且通过建立绿色标志,扩大公众参与环保行动的机会,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环境影响评价法》是体现“预防为主”和可持续发展的一部法律,它规定对建设项目和对环境有较大影响的发展规划,如国土、城市、工业、农业、林业、能源、交通、自然资源等方面的发展规划,都必须遵循“先评价,后建设”的法律程序。在我国立法中,这部法律首先确立了公开、民主和科学的决策法律程序,意义重大。

  四是可持续发展被列为国家发展战略。1992年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后,国家环保局和外交部牵头编写了《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这个“十大对策”设计了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方面。其中“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转变传统发展模式”列为十大对策之首。该报告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至全国推行。1994年,我国发布了世界第一个国家级二十一世纪议程,公布了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的行动计划和措施,1997年国家把“可持续发展”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

  近年来,中央相继提出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和谐社会,对环境保护提出了更高要求。总的看来,我国环境保护政策思想渐趋成熟,初步建起了一个符合国情的和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政策体系框架。

  在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这个岗位上,我组织或参与了二十多部环境与资源法律的起草或修订,组织了几十次环保法律的执法检查,督促各地依法进行环境治理,并组织开展了全国性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中华环保世纪行”舆论监督活动。全国人大十年工作并不轻松,但颇有兴味。

  环保新时期的关注点

  记者:您认为,目前主要存在哪些环境问题?阻碍环保推进的因素有哪些?未来主要应从哪些方面入手?

  曲格平:当前存在的环境问题很多,从大的方面说,象城市大气、水域、噪声、垃圾污染,江河湖海污染、土壤及农作物污染、大面积水土流失和大面积的荒漠化土地等等,可以说面临的环境形势严峻。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那末总源头在那里呢?总源头就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传统发展方式上。对转变发展方式,国家多年前就表明了坚定地和明确的态度,并且选定循环经济替代传统发展方式。但是进展过于缓慢,这就说明光有坚定态度是不够的,还要有坚定地措施才行。

  你问到当前应从哪里入手?我只说一条,那就是国家强化环境管理。现在我们常常看到的一个现象,一些可以防止的环境问题不能防止,一些可以治理的环境污染不能治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地方政府没有把环境保护摆上议程。如果国家和省、市、区在下达发展要求时,也把环境保护摆到与经济相同的位置上,并作为政绩认真考核,问题可以解决。“节能减排”就是一项创新制度的代表作。从“十一五”以来的实践证明,节能减排指标完成的就很好。这就说明,把宣传教育和约束性措施结合起来,环境问题的解决就是指日可待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