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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卫视采访录 2010-03-11  
 

  上海卫视采访录

  200866日)

  记者:非常荣幸有机会采访到您。我们的话题就从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讲起。我想知道1972年的这个会是新中国重返联合国的第一个国际性的会议,这个会议叫做人类环境大会。在会前咱们国家有没有环境保护这个概念?

  曲答:那个时候除了少数人之外,对广大公众来讲,环境保护这个概念还没有形成,那个时候讲环境保护往往理解为环境卫生。就是打扫卫生,清理厕所,处置垃圾这类事情,这是当时社会的一般认识状况。

  记者:公众这样理解环境保护,那么国家领导层的认识如何?

  曲答:当时我在国务院工作,接触较多的是周恩来总理,从领导层来讲,可以说周总理是最早注意到环境问题的。当时西方国家公众反公害运动激烈,那么在中国环境问题存在不存在?当时极左思潮盛行,说什么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环境污染,把环境污染看成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社会主义制度自然不会产生环境污染,这是当时的一种理论。而周总理却不赞成这种说法,他不仅指出了我国出现的种种环境问题,而且一再叮嘱有关部门不要再等待了,从现在起就要来抓这件事,要从规划、工业布局、生产工艺技术的选择,以及管理等方面采取防治措施,不要让了孙后代骂我们是蠢材。

  记者:中国出席环境大会的代表团成员对环境问题的认识会深刻一点吧?

  曲答:在斯德哥尔摩会议召开的时候,中国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你们这个年龄的人没赶上那场风暴。那个时候,学校停课闹革命,工厂停工、机关停止办公闹革命,整个社会处在一种非常混乱的状态,成天喊的都是阶级斗争。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来自各个方面,平时没有接触过什么环境保护工作,在我们四十几个成员当中,只有两个人接触了一点环境保护工作,一个是我,还有一位是北京的江小珂同志,她当时在一个叫作“三废办公室”工作,是环保局的前身。在开会前,联合国也给送了一些资料,并已经翻译成了中文,因为时间比较紧,代表团成员顾不上看这些东西。

  记者:您原来是在化学工业部工作的,以后你被调到“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您为什么又抓起了环保工作?

  曲答:文化大革命把国家许多领导机关都搞乱甚至处于瘫痪状态了。周总理考虑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安排,成立一个叫作“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的这样一个临时机构,负责人是李先念和于秋里,一共十六个人,我是其中的一名成员。我是从燃料与化学工业部调过去的,我所联系的工作领域有石油、煤炭、化工、石油化工等方面的事,跟环境保护不沾边。因为周总理在与起草小组谈工作时,多次提到环境保护问题,让起草小组在国民经济安排的时候注意这个问题。当时起草小组的人都不懂什么是环境保护。李先念同志说:总理老提环境保护问题,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这样下去不行,要有一个人来管管这件事。十六个人推来推去,最后推到了我的身上。理由是你来自化学工业部,化工生产污染最厉害,你来管这件事最合适。就这样,在我分工的事情当中增加了一件环境保护。为了弄清楚环境保护的国际情况,我请教科学院的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他们掌握这方面的大量资料。当时这个所也在停工闹革命,因为我是以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名义出面,他们还是源源不断地给我送去了大量国外环境问题的材料。我能看得懂的,就把它整理成小简报,送给总理、副总理们看。我接触环境保护工作,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不想,一项偶然性和临时性的分工,竟变成为终身的职业,一搞就是四十来年。

  记者:通过您的介绍,让我们知道了周恩来总理是当时领导人中第一个关注环境保护的人。

  曲答: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在文化大革命那样极端混乱的情势下,总理日理万机,忙的不可开交,人们都耽心把他累垮了。就在这种局面下,他还是一再提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提醒各级领导人注意这件事。我当时整理了一些他对环境保护的讲话,共有三十几次,这是不完全的统计,在三四年间,讲三十几次,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对环境保护的关注,展示出他作为政治家的敏锐和高瞻远瞩。

  记者:1972年的环境会议,代表团成员的认识是不是有所提高?

  曲答:在那次会议上,发达国家的环境问题和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都摆出来了,可以说是全球大曝光,使我们认识了世界。对照会议摆出的严重环境问题,我们看到在中国差不多都存在,有些方面,我们的问题还是相当严重。回国之后准备向总理回报的时候,唐克、顾明同志(正副团长)对我说,对于环境保护方面的情况,你归结几句话,要简洁。当时我归结了这样两句话:一句是:中国城市存在的环境污染,不比西方国家轻;第二句话:自然生态方面的破坏程度,中国远在西方国家之上。两位领导基本上赞成我的归结。那次联合国环境会议对中国确实是一次启蒙,让我们找到一面镜子,看到了自己的问题。那次会议对中国的环境保护的开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记者:“环境保护”这个名词,是在这个会议之后传到中国的吧?

  曲答:在这之前就有了。不过,那时使用更多的是“公害”这个词,这大概是从日本传进来的。

  记者:对环境保护引起重视还是这次会议之后吧?

  曲答:本来在那次会议之前,鉴于有些环境问题已很突出,如海湾污染,江河污染,工业污染、食品污染等,决定由国务院出面开一次全国性的会,并已发出通知。但不久就出来出席斯德哥尔摩环境会议的事,也就把那个会放下。参加会议回来,总理听了汇报之后说,中国也要开一次环境会议。就这样,把原先准备开的会,就合在一起开,这就是中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

  记者:在1973年?

  曲答:对。

  记者:这次会议是不是可以说是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起步?

  曲答:可以这样说。从1970年起到1973年的8月这三四年间,已经开展了一些环境保护的治理活动。但是把环境保护摆上议程、提出方针政策、制定规划,建立工作机构,还是从那次会议后开始的。

  记者:您在前面也介绍过了,当时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在那样的局面下,会议能深入研究环境保护问题吗?

  曲答:会议开了半个月,起初代表们都是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讲经济发展,讲生活改善,讲环境改善。确实,新中国成立以后,经济得到发展,生态环境方面也发生了一些好的变化。比如城乡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环境卫生状况好了很多。对一些地方病和环境灾害进行治理,也收到很好的效果。工厂开展综合利用也取得一些成绩。但是,发言全是讲好的,讲成就,不谈缺点和存在的问题。如果不能正视我们存在的严重环境的问题,就不可能下决心去治理。

  记者:会议代表也会有顾虑,如果揭露严重的环境问题,那不就是揭社会主义的黑暗面了吗?

  曲答:总理曾经交代说,会议要引起大家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如何引起重视呢?只能摆出问题,并认识到它的危害性。从1969年起,我就掌握了一些我国环境污染和危害的情况,并在会前整理出一些不很长的单项材料。我建议作为简报发出去。领导同意了我的意见。于是作为“增刊”,发了六期。这六期讲了六个方面的问题,可以说都是很严重的,对会议震动很大,启发了大家的思路,开始揭露出许多环境污染和自然生态方面的问题。我手头还有一些资料,不如趁势都发出去?领导也同意了。接着又以“情况反映”发出了六期。这六期“增刊”和六期“情况反应”,都是比较突出的反映了存在的环境问题。出席会议的代表说,国务院都敢往外拿,我们还有什么不敢说的,因此,摆出了大量存在的环境问题。

  会议开的越来越深入。总理认为光是开会人认识还不够,要让更多人知道才行,于是决定在人民大会堂,开一个万人大会,国家党政军民学,各行各业的领导者和各个方面的代表人物都到会了。这次大会把会议上对环境保护的认识推向了社会。

  记者:在当时的那种政治环境下,能把环境保护会议开到这种程度,真可以说是一种奇迹。

  曲答:这一切全靠周总理的指点和威望,没有这个靠山,谁也不敢干。当时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国家机关瘫痪,全部精力去搞阶级斗争。在这种时候,偏偏要召开一个与这种基调不合拍的环境保护会议,并且公然提出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存在严重的环境问题,这真可以称为唱反调了,开这个会是一个奇迹。所以说,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开创者,奠基人,不是别人,是周恩来。

  记者:在1973年会议后,建立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各地也成立环保机构,除了设立机构外,还有哪些举措?

  曲答:第一次环境会议上通过的《国务院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保护的若干规定》,是参照在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上所学到的知识,和我们几年来在这方面的经验和体会写成的。这个文件规定出十个方面的环境问题,并提出了政策和主要措施。各个地区依照这个“规定”做了环境保护规划和部署,并开始去做。回头看看,这个“规定”起到了临时环保法的作用。到了1978年,国家出台了环境保护法,那个十条规定成为起草的一个重要基础。1973年的环境大会,提高了对环境保护的认识,制定出应该采取的措施,把环境保护摆上了议程。

  记者:国际上是如何评价中国的环境保护会议的?

  曲答:1972年我们出席联合国环境会议的时候,看到当时斯德哥尔摩的报纸上讲,世界上保护环境最好的国家是中国,是“冠军”。那个时候中国封闭,到中国来的人也不是很多,再加上我们对国际上环境情况知道的很少,对有些事情宣传的过头,甚至作了不真实的宣传,外人信以为真,我们也自认为是做的很好。当我国召开环境会议,并陆续公布我们存在的环境问题,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特别到了80年代我们不仅公开讲在环境保护方面取得的进展,同时也如实讲出现的问题,并且把环境保护提高到国家基本国策的位置,这些都产生了正面影响,说这个东方巨人“觉醒”了。

  记者:在1973年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之后,可以说咱们国家的环境事业也正式起步了。在那种时代背景下,工作很困难吧?

  曲答:任何事情在起步之初都是比较艰难的,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之中开展环境保护的难度可想而知了。那个时候,工业界对环境保护的认识水平很差。记得我们到工厂去劝说他们要采取措施防治污染,而厂领导却说:我这个工厂和人一样,要吃东西,也要拉屎撒尿。我的任务是生产产品,排放出的废物不关我们的事。我们把这个话告诉了李先念副总理,他在一次工业领导人会上曾经批评说,人拉屎、撒尿,也要去厕所,总不能不顾场合到处大小便吧!工厂排放物对环境的污染必须进行治理,不能推脱责任。当时工业界都理直气壮地说,工业排放物的污染治理不是他们的事情,是国家社会应该去做的事情。从事环境保护工作被挨骂的事很多,工厂骂你,机关也骂你。前几年,有一位记者告诉我,他在工厂听到有人在骂我,说你的那套环保可把他们害苦了。不过现在公开骂少了,人的认识要有个过程。

  记者:像今年61号,国家决定禁塑,老百姓都举双手赞成。

  曲答:还不是“禁塑”,是“限塑”,目前还禁止不了。这个限塑措施很及时,基本上跟国外步伐一致,从公众对限塑的支持程度看,对环境保护的认识普遍有了提高。

  记者:我们再把话题转到1992年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那次会上提出来一个新的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它的背景是什么?

  曲答: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以后,到1992年约热内卢环发大会的20年间,全世界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一直在发展,并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西方发达国家对环境问题觉醒虽然比较早,奋斗了上百年的时间,但是始终也没找出一条既能够保护环境,又能使经济得到不断发展的路子。鉴于环境与发展的尖锐矛盾,联合国于1984年建立了一个《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由世界上最优秀的环境、发展等方面的专家学者组成,经过近三年的调查研究,写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这份举世闻名的报告。在这份报告里指出,要解决环境问题,又使经济社会得到发展,只有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发展战略,被第42届联大通过。到了1992年里约热内卢环发大会上,经过会议的辨论,可持续发展战略被大会一致通过。出席会议的国家超过了一百七八十个,也可以说,“可持续发展战略”被全世界所接受。

  记者:中国是怎样把可持续发展作为自己的发展战略的?

  曲答:在里约环发大会之后,我们带回可持续发展这个理念,并立即向党中央和国务院写了一个报告。报告有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讲会议辩论或者说政治斗争的情况;一部分是讲我国经济与环境如何协调发展。前一部分由外交部起草,后一部分由国家环保局起草。我组织了几位同事起草了:《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名将报告的后一部分,简称为“十大对策”发到各省、市、区和国家各部门,要求按照这个十大对策来安排国民经济发展。又过了一年多,《中国21世纪议程》又出台了,这是仿照环发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编制的。这个议程指出21世纪中国该怎么发展,成为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指导性文件,当即被国务院通过。到了1997年,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发展战略,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联合国环发会议对中国有很大的启发和推动。我国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以来的十年间,经济社会发展方针有了转变,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记者:从1972年联合国人类会议之后,特别是在1992年环发大会上接受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制定出了自己的一套环境保护大政方针,这可以看作是环保事业的重大进展。

  曲答:在中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以后,特别是到了80年代初,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就比较深入了,政策思路逐渐成熟,这从制定的大政方针上就可看出来。1982第二次环境保护会议上,国家宣布环境保护为一项基本国策,这种对环境保护的认识和方略的出台,就是看到国际上环境问题的严重状况,并总结了中国的实践后得到的。

  为了跟基本国策配套,又制定了“同步发展”的方针:就是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统一。可以设想,如果把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环境建设这三个面做到同步发展,整个国民经济就实现了协调发展局面,不仅相应解决了环境问题,而且传统发展模式带来的一切弊端都可以相应得到解决。如何检验是不是实现了三个同步发展呢?就用经济、社会、环境三个效益的统一来检验。这个同步发展方针,同五年后联合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思路是一致的,而且更加有针对性和操作性。

  记者:我们在与环保工作者接触中,经常听到他们象说“传家宝”那样提到:“三大政策”和“八项制度”,我想知道是些什么内容,与您前面讲到的环保大政方针是什么关系?

  曲答:从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到1989年的六七年间,全国以强化环境管理为中心,环境管理出现了新局面。各地涌现出许多富有成效的新措施,加以筛选和总结,在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推出了“三大政策”和“八项制度”。三大政策是:一是预防为主,是作为环境保护的基本指导方针;二是谁污染谁治理,是明确环境治理的责任和原则;三是强化环境管理,是强调法规和政府的监督作用。八项制度是:三同时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排污收费制度、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污染限期治理制度、排污申请登记和许可制度、环境目标责任制度和污染集中控制制度。八项制度为环境治理和环境管理提供了依据。这三大政策和八项制度,把实施基本国策和同步发展方针具体化了,从而使我国的环境管理由一般号召和靠行政推动的阶段,进入到法制化、制度化的新阶段,是环境保护特别是环境管理一个重大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转变。

  记者:通过您的介绍,可以看到在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后,中国环境保护的规章制度大体上都制定出来了,依照这些规章制度办理,应该说环境污染是可以得到控制了。问题是,环保局提出的这些规章制度能在全国推行吗?

  曲答:从第一次、第二次到第三次环保会议上提出的方针、政策和制度措施,都变成国务院的规定下发了,变成了国家的行政法规。接着这些方针、政策和措施,又大都成为全国人大陆续颁发的环境保护法的规定,具有了法律地位,全国各行各业都要遵照执行。可以看出,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由国家环保局提出政策草案,经国务院审理又变成国家行政法规,全国人大通过立法再将其法律化,三个环节的衔接协调通畅。

  记者:我国建立了多少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执行情况如何?

  曲答:从第一部《环境保护法》后,到九十年代中期,出台了海洋环境、水环境、大气环境、噪声控制、固体废物处置等方面的法律;到2003到年我离开全国人大的时候,已经颁布实行的控制环境污染和保护自然资源的法律达到了25部。可以说环境保护的重要方面都做到了有法可依。你提到的环保法律执行情况,从总体上看,环保法在控制环境污染和保护自然资源方面发挥出重大作用,成为各级政府环境监督管理的依据和支撑点,并且执法情况也愈来愈有进步。但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还相当普遍存在,有些地方的政府在执法方面不作为,甚至对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进行掩饰和辩护,这是执法不严一条重要原因。

  记者:您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环境保护如何评价?

  曲答:与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相比,环境保护的步伐显然有些滞后。但是,在这个期间,却也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主要表现在:控制工业环境污染,取得了重大进展。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上大压小”,就是上规模大、现代化的工业项目,淘汰规模小、污染重、能耗高、工艺设备落后的企业,优化了产业结构。这种从“源头”采取措施,对控制工业污染发挥出显著成效。同时,各级环境管理部门加大依法监督力度,促使工业企业达标排放。近年来又遵照国家的决策,大力开展“节能减排”,在控制工业污染方面迈出了新的步伐。

  记者:确实,我们也看到工业界采用现代化的新技术、新工艺以及纷纷关闭物耗高、污染重,落后产能方面做出的努力,环境效果是很好的。

  曲答:不过,从总体上看,我国工业技术依然落后,企业管理不严,能耗和物耗高、污染重,依然是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差距十分明显。因此,我们必须正视这个现实。出路在哪里?出路就在于抛弃投入大、物耗高、污染重的传统发展模式,坚定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积极推进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国外实践证明,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是实现经济和环境双赢的最佳选择。国家正在一千家企业试点,希望加快推行速度。

  记者:我国城市数量多,工业生产又多集中在城市,加上人口多,,汽车多,环境污染严重。您对城市环境如何评价?

  曲答:应该肯定,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城市环境实行综合整治,付出了重大努力。首先看到的是,城市布局有了很大改善,对一些有环境污染的扰民工业企业,按照“工业入园,集中治污”的原则,迁至工业园区,有效控制了环境污染和改善了城区脏乱差的状态;同时,积极的调整能源结构,大力推广清洁能源和集中供热,减轻了燃煤对环境的污染;各级政府还把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投资重点,截止2006年底,城市污水处理率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都超过了50%。总体上看城市环境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但是,也得承认,除少数城市外,从总体上看,我国城市环境质量状况不好,突出的是大气污染严重,水环境污染也很重。另外,汽车多,噪声重,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低,距一个清洁、优美城市环境的要求还很远,在建设现代化城市的步伐上,需要做出更大努力。

  记者:前面我们讨论了工业环境和城市环境,还有一个大环境,就是自然环境,也想听听您的评论。

  曲答:远的不说了,就从1998年说起,我国开展了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三北”及长江等流域的防护林建设工程,还有京津风沙防治工程,以及野生动植物保护和速生林等一系列建设工程,自然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森林覆盖率从80年代的12%多,增至18%以上。另外就是对天然草原植被进行恢复与建设,实行草原家庭承包、围栏、禁牧、退牧还草等措施,草原生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不过,我们也不要把这种成就估计过高。因为,我国现有水土流失面积350多万平方公里,荒漠化土地有260多万平方公里(以上两个数字有重叠),已经变成沙漠的土地有170多万平方公里,在春天经常看到的沙尘暴,主要就来自那里。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我国的自然生态状况很不乐观,这是我国面临的最大环境问题。要知道,这种环境问题解决起来要比控制环境污染艰难的多,时间也更长。这些生态问题不少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而在近几十年来把这些问题大大发展了。

  记者:通过您上述的评估,使我们看到了环境问题的严重。有些问题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但主要的是几十年来工作中的失误造成的。使我们不明白的是,改革开放的30年,经济高速发展,成就巨大,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提高,国际上也是一片称赞之声。那么,为什么环境问题却还是在不断发展呢?

  曲答:你提出的问题,值得人们深思。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经济一直在快速发展,被国际上称为“奇绩”。这种奇绩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呢?一是国家的发展方针特别是宏观调控能力得当,二是我们的干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领导人工作出色,使国家的发展政策和措施得到落实。说明我们的各级领导者是精明和充满智慧的。问题是,这样杰出的领导者,可以在经济建设上创奇迹,为什么却不能把环境保护做好呢?问题就出在没有把心思用在环境保护上,我不是说全部心思都用在环境保护上,只是要求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兼顾一下环保工作就行了。可是,全部心思就是GDP,没有环境保护。科学发展观要求对各项事业统筹兼顾,实现协调发展。而我们一些干部却仍是片面对待发展事业,突出表现就是忽视环境保护。

  记者:曲老,前面我们讨论了中国环境保护的成败,您讲了许多意见,对公众了解这方面的问题很有帮助。我们还是想请您就30年的环境保护最主要的教训再归结一下。

  曲答:我国30年来环境保护有很大进步,但是也有重大失误。我们在安排国民经济发展的时候,对环境保护没有一个长期的、通盘的考虑,对待环境问题往往采取一种临时性的,急救性的措施,没有把它作为长期战略对待。另外,环境保护虽然列入国民经济计划,但是完成情况很差。至少从“六五”计划开始到“十五”的25年当中,执行计划的情况虽然年年都有进步,但是却没有一年完整地完成过计划。人们不仅要问,国民经济高速发展,每年都超额完成计划,为什么环境保护年年完不成计划?这个问题不能单从省市县领导干部重视不重视去找原因,因为忽视环境保护不是某些地区的问题,而是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说明我们在制度上存在问题。我们看到对国民经济有两种对待,把经济建设看作是硬指标,环境保护是软指标。完成硬指标可以得到表扬、奖励、晋级,完不成指标的轻者受到批评,重者可被降级。对于环保计划呢?可完成也可以不完成,这么些年来,还没有听说过有谁因未完成环保计划而受到责任追究。我们的一些干部发展理念存在片面性,把发展看成一种纯粹经济的增长,甚至把经济发展仅仅看成是GDP增长。如果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把国民经济各个方面,包括环境保护在内,实行统筹兼顾,这种片面性是可以避免的,国民经济就可以实现协调发展。如何做到这一步呢?学习科学发展观,提高认识是需要的。但是,光靠这一条不行,重要的要靠制度去约束。

  国家的协调发展和长治久安,要靠法治。我国的法律已经颁布了一些,控制环境污染和保护资源的法律就有26部,差不多人们关注的环境问题都有了法律规定。如果这些规定得到执行,环境状况就不是目前这种状态了。但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却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现象,这也反映出我们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加快步伐。

  记者:我国环境形势严峻,非得要下决心、采取切实措施不可了。曲老,您对我国环境保护前景是怎样看的?

  曲答:党中央、国务院把环境保护提到战略高度对待,在国民经济安排和管理上正在采取一些重大措施,前景是看好的。

  记者:您能具体一点指出前景变好的出路吗?

  曲答:希望就寄托在两项基本措施上:一条是:切实按照科学发展观办事。只要对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实行统筹兼顾的方针,就可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环境问题也就可以相应得到解决。实施科学发展观,不断提高各级干部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是重要的,同时还要制定相应的制度措施;第二条是大力推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国内外的实践证明,这是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的明智选择。要在试点的基础上,加大推行力度。这两条是中国光明前景的基本保障。

  记者:刚才我们讨论了世界的和国家的大问题,现在我们换个题目吧。因为您对中国的环保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在1992年的环发大会上获得了联合国环境大奖,您拿这笔奖金成立一个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您是怎样考虑这样做的?

  曲答:在那次大会我得了一个奖,有十万美元的奖金,在当时来说还是一笔不小的钱。当时有同志给我出主意,在巴西买一块土地,办一个农场养牛,肉在当地销售,皮运回中国来加工,这个钱生出来的更多,把钱再用在基金会不是更好吗?,记得在一次喝茶闲聊中又说起用这笔奖金在巴西建庄园的事。李鹏总理说奖金是曲格平的,这件事情要听他的。总理问我的意见?我说想搞个环境基金会,是公益性的,这笔钱虽不多,可作启动资金。总理说这个主意好。基金会就这样定下来了。当基金会挂牌时,李鹏总理将当月领到的工资如数捐给了基金会,是基金会得到的第一笔捐款。以后基金会源源不断地收到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捐款,与总理带头也有一定关系。做好环境保护事业,除了政府的重视之外,公众的支持参与是非常重要的。捐钱只这是一个方面,组织汲纳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活动是基金会重要任务。

  记者:环境基金会成立以后开展了哪些工作?

  曲答:基金会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现在成为环境界的最大的基金会。基金会的钱来自于民,也要用之于民。我们办了一些示范项目,比如环境污染的治理、动物的保护、植树造林、扶贫助学、举行环保研讨会、开展社会教育、表彰在环境保护方面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等等,做了一些事情,也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不过,环保基金会钱还不够多,做的事也很有限,希望它能发挥更大一点作用。

  记者:我们听说,您跟世博会还有一段渊源,一个是德国汉诺威世博会,一个是日本爱之世博会,都请您做了环境方面的顾问。您认为世博会这样的平台,对推动环境保护有些什么样的作用,如何更好的发挥这些作用?

  曲答:我所以被德国汉诺威和日本爱之世博会聘为顾问,是他们都把保护环境作为世博会的主题,因为我是从事环境保护工作的,希望我也能发挥点作用。据我所知,世博会在世界上举行过一百多届了,而打出绿色的旗帜,把环境保护作为举办世博会的主题,大概是从德国的汉诺威世博会开始的,日本的爱之世博会更加突出了这个主题,

  他们把保护环境体现在方方面面,所有的高科技的展出,都展示出保护环境这个理念,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两届世博会在对公众进行环境保护教育方面都发挥出了重大的作用。

  记者:上海2010年要举办世博会,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您认为这个主题如何?

  曲答:2010年上海要举办世博会,主题叫“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从环境保护来讲,抓住了当前国际上人类环境问题面临的最集中,最严重的城市区域。我认为这个主题选的好。我希望上海世博会不仅成为历届世博会规模最大的,也能成为历届世博会中高举绿色旗帜,保护人类环境方面做得最好的一次。据预计将有七千万人参观世博会,如果让参观世博会的七千万人都能够受到一次深刻的环境保护教育,这也是对世界做出的很大贡献。

  记者:您对在上海举办“城市让生活美好”的主题,还有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曲答:去年我到上海去,参加世博会的一次座谈会,当时他们给我介绍了规划内容,我听了很受鼓舞,只要按照那个思路办下去,应该说会成功的。与前两届世博会比较,我觉得上海设计的更加出色,提环境保护更加充分,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

  记者:听了曲老说的话,觉得是受益非浅。相信我们环保事业会越来越好。

  谢谢曲老接受我们今天的采访,辛苦您了。

      曲答:不要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