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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毕生献给中国的环保事业 2010-03-11  
 

  亲历共和国60年之一

  把毕生献给中国的环保事业

  曲格平口述 (冯建华整理)

  曲格平:山东省人。1930年生。毕业于山东大学。1969年起,曲格平开始接触环保工作。1972 年,他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出席了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1976 年以来,先后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席代表、国家环境保护局首任局长,全国人大环境和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由于贡献卓著,曲格平获得联合国环境大奖、金方舟大奖、蓝色星球奖等诸多国际奖项和国内奖项。现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多所大学兼职教授,同时为美国哈佛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客座教授,被英国布莱德福大学授予工学博士荣誉称号,香港城市大学授予理学博士荣誉称号。

  被安排接手环保工作

  1969年,我从燃料化学工业部调入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工作。当时中国还处于文革动乱时期,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周总理成立了这样一个临时性机构。计划起草小组只有16人,工作十分繁忙,几乎不分白天和黑夜。由于我当时负责联系的是化学、燃料、石油等行业,这些都跟环境污染直接相关,因此,让我兼作这方面的事情,从此,便与环保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周恩来是中国环保事业的奠基人,举个例子。197012月初,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的夫人浅沼亭子到中国来访问。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日本客人的时候,了解到随行的有一位专门报道日本公害问题的记者,于是,特别约请这位记者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详细了解了日本公害的发展及对策。

  其时,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环境污染已开始对人民的生活和健康带来了严重危害,经济发展也受到很大影响。当时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还不是很严重,但周总理已意识到应该注意及早预防。

  于是,在约请日本记者谈话的第二天,周总理就指示我们举行一次报告会,请这位记者讲环境保护的问题,听课对象不仅包括科技人员,而且要包括国家机关、部委的主要负责人。当时,环境保护在中国还是一个陌生的概念,许多人认为环境保护只是个打扫卫生的这类事情,让国家部长一级的人来听这一课,可以说“破天荒”。

  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首次人类环境会议,周总理决定派代表团参加会议。当时中国正处于“文革”期间,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沿,周总理派出一个大型代表团去参加世界首次人类环境会议,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富有远见的决定

  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有40多人,其中,只有包括我在内的两个人多少接触过一点环保工作,另外一个人是后来担任北京市环保局局长的江小珂同志。通过这次会议,至少让我感觉到环境保护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事情,而是一个全球性问题,特别与经济发展关系重大。那次会议,就像一把炽热的火炬,点燃了我心中的光明和希望。

  有件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会议召开期间,有的国家抬着环境的受害者来到会议的门口,那种场面现在想来仍触目惊心。

  回国后,代表团向周总理汇报,说到中国的环境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不仅表现在城市污染方面,而且自然生态也遭到了较为严重的破坏。听取汇报后,周总理指示召开一次全国性会议,专门研究和部署环境保护问题。19738月,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前,周总理提出了“预防为主”的环保方针,希望不重走西方国家的老路,等污染严重了,被迫再进行环境治理。会后,国务院批准建立了一个环境保护工作机构,叫作“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从此,环境保护工作列入了中央政府的议事日程。

  1976年,我被派到内罗毕中国常驻联合国环境计划署代表处,担任首席代表。期间,我把精力主要用在拜访各国专家和获取各国环保资料上,这给我提供了一个认识和研究世界环境问题的大好机会。我了解到西方国家推进环保工作的有效手段,就是要有明确的目标,强有力的监管机构,并且要有健全的法律,依法保护环境。

  从内罗毕卸任回到北京后,我便呼吁出台环保法,所幸得到了积极响应,国环办很快就成立了环保法起草小组,我也参加了起草工作。

  19799月,在“四人帮”被打倒、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顺利得以通过,从而结束了中国环境保护无法的历史。虽然这部法律作为《试行》,但这部法律指明了中国环境保护所要走的道路,并规定了设立环境保护机构,明确了其职能,为环保监管机构提供了法律依据。

  上世纪70年代,中国基本处于“文革”动乱期间,一切工作都谈不上了,但中国的环保工作却能取得一些进展和成就,值得积极评价。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进入80年代后,中国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城市污染还没有得到控制,工业污染特别是大量兴起的乡镇企业的污染蜂拥而至。之前,还可以说环境污染主要呈“点、线”状态,此时已蔓延成“面”上的问题,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现在。

  19721982年,中国环境保护已走过十年的路程。总结这段历史,我们认识到:环保工作需要定位,需要有明确的指导方针和政策,需要有可操作性的制度性措施。这是工作的基础,应当首先建立这个基础。1983年,全国第二次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召开前,我作为环保工作的负责人,组织开展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的论证工作,并向国务院汇报了论证结果,同时讲述了对于将“环境保护”立为“基本国策”的一些认识和建议,引起了国务院高度重视。1983年底国务院召开了第二次环境保护会议。会议明确提出“走有中国特色的环保之路”的指导思想,并且把环境保护立为一项基本国策。国策地位的确立,使环境保护由一个发展边缘地位上升到现代化建设的中心位置,这对于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和发展观,推进中国的环保事业有着重大的深远意义。同时,会议还制定了“同步发展方针”,即“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相统一”。摒弃了“先建设后治理”的道路,体现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环境保护道路的要求,与五年后国际上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是一脉相承的。这说明在环境理念上中国并不落后。

  1988年,国家环保局从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独立出来,成为国务院的直属局,我继续担任国家环保局局长。在1982年机构改革中,国家撤销环境保护临时机构,在新建的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中,设立环境保护局,本意是加强环保工作。但是,环保工作是涉及到国民经济方方面面的一项工作,作为部属的一个司局就很难与各方面和地方直接联系和开展工作;同时,与城市其他部门的工作分工也出现了矛盾,有的人甚至认为,环境保护不应单独设一个部门。在这个过程中,全国环保机构力量都在削弱,工作很困难。经过长时间的探讨,我提出:环境建设与环境监督管理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环境建设包括在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环境监督管理是对各方面是否依法保护环境的监督。环境监督管理是国家的一项重要职能,机构不仅不能取消,而且应当加强。这个观点首先得到学术界的认可,继之又得到国家机构改革办公室的赞同,最后,国务院领导也表示接受。这就是环保机构由合到分、由不断削弱到不断加强的一个过程。

  1984年,为了加强对环境保护的领导特别是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国务院决定设立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是一个不上编制的机构,这个机构由三十多个部委的负责人组成,首位负责人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委员会的办公室设在环保局,我任办公室主任。这个委员会的规格相当高,在委员会的成员中,先后有4人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中有3人担任了国务院总理。国家环保局正是依托这个平台,在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能够比较顺利地做出了一些事情和出台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措施。

  在全国第二次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之后,我们把建立环境管理制度摆在了工作的首位。通过近5年的实践摸索和总结,并借鉴国际社会的一些经验,制定出了一系列政策制度,概括起来,就是“三大环境政策”和“八项管理制度”。这奠定了此后环保工作的主体基调。

  “三大环境政策”包括: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谁污染谁治理;强化环境管理。“八项管理制度”包括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目标责任制度、排污申报登记和排污许可证制度等。尽管中国的环境问题是呈逐渐加重的趋势,但是,这一系列政策制度的实施,多少还是延缓了环境状况的恶化程度。这些政策和制度,大都被陆续出台的环境保护法律所汲纳,变成国家法律规定。

  十年磨一剑

  1993年初,是我人生一个重要的转折。当年3月,我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和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做了二十多年的环保工作后,我又到全国人大从事环境与资源的立法和执法监督工作,一切都要从头学起。我在环境与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位置上做了两届,共十年。两届委员会委员有六七十人,其中担任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就有十位。他们全是资历深、职位高、能力强,这一些都在我之上。为什么要我担任主任委员呢?就是因为我比他们小两岁,还有一点,我做过环保工作。不过,这些副主任委员和全体委员,都在热诚地扶助我,相处十分友好和愉快。

  还在国家环保局局长任上的时候,我就有过一个想法,希望通过新闻媒介,让环境保护意识深入到各级领导和全体人民的心中。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后,我感到这个机会终于有了。我着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推动实施了“中华环保世纪行”大型公益活动,依法开展舆论监督。依法保护环境好的,给以表彰,不依法保护环境的,给以电视和报章公开曝光批评。据不完全统计,15年来,中央和省市主要新闻单位的61500名记者参加了这项活动,编发各类通讯报道216500篇。这项活动的开展,在中国形成了一场绿色之波。不但在国内普及了环保意识,促进了环境治理,而且在国际上也为中国树立了一个公开、良好、透明的形象。

  正是由于社会环保意识的逐渐提高,以及环保目标责任制的实施,环保监督力度不断加强,特别是1996年,中国政府一举关闭十多万家污染严重的工厂,这在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举动。在这个过程中,令人欣喜的看到:经济学家、环境学者和社会各界,越来越强烈地呼吁:中国要有效保护环境,必须改变以大量消耗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和理念。1992年,里约环发大会之后我牵头编写了《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其中,“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被列为十大对策之首。这十大对策被国家认可,并发布实施;1994年,又公布了《中国21世纪日程》;1997年,中国把“可持续发展”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

  在全国人大环资委的十年任职期间,我的主要工作是环保立法。期间,我共参与了二十多部法律的修改或起草。其中,有一部法律遇到的困难最大,它就是《环境影响评价法》(下简称“环评法”)。为了这部法律,我曾说过这样的话:这部法律草案通不过,我“死不瞑目”。

  纵观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环境评价法”所发挥的效果特别显著,可以说开辟了环境管理新的时代。因为它在一项政策、规划和建设工程项目实施前,先评价、后建设。有效阻止了建设带来的新污染。事实上,环评法也符合中国“预防为主”的基本方针。在中国,我们可以常常看到这样的现象,由于一味追求经济的发展,一些地方的环境问题变得日益严重,往往是旧的问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要堵住这个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必须依靠环评法。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我听到对“环评法”的介绍和评价,很受启发。在1979年制定环保法的时候,接受我的建议,增加了一条有关环境评价的条款。这一条款在控制新污染方面,发挥出很好的作用。后来一些地方实施“环保一票否决制”,依据的正是这个条款。

  为了实现把“环境影响评价法”立为一个完整法律的这种夙愿,到全国人大工作后,在讨论立法计划时,我提出把环评法列入立法计划。可是,当时有些人认为,环评法对于中国“太超前”,不适合中国国情,因此,立法建议在我的第一个五年任期内没有实现。

  五年之后,我获得连任,为了通过“环评”立法计划,我和环资委同志们做了很多工作。所幸,最终得以通过。

  环评法在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中,绝大多数委员都持赞成态度,可部分委员也持不赞成态度。特别是国家主管工业和资源产业部门反对声颇强烈。他们说:中国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经济水平不高,不能把发达国家的法律搬到中国来。还有人提出,“环评”对经济建设有生杀大权,不能给一个部门这样的权力。于是,立法工作再次陷入僵局。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做了大量地论证、辩论和解释工作,“环评法”重起审议,在审议中,委员们发言指出:制定环评法大势所趋,刻不容缓。最终被通过。我记得,当时好像只有一票反对,说明委员们对这部法律很重视,并期待它所起的作用。现在,这部法律正在控制新的环境污染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不过,这部法律还很不完善,如每个五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与环境影响比较大的经济政策还未规定为环评范围。需要修改、补充,特别应强化环境责任一章的规定,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我抱有期待

  2003年,我从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的职务上退了下来,但我并没有远离环保,仍然十分关注环保事业的发展。很多人认为我获得过多项国际环境大奖和国内奖励,应感到欣慰。对此,我并不看重。回顾自己40年的环保历程,我和我的同事们经过不懈的努力,提出的环保理念与政策思想逐步被国家和社会所接受,参与制定的法律制度继续发挥着作用,说到这一点,颇感欣慰。但是面对严峻的环境形势,我常常有一种不安和压抑感。

  中国的环境问题这么严重,我认为主要问题在于发展经济的时候,大家只关心GDP的增长,而忽视环境保护,这是一个关键所在。现在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要转变发展观念,解决经济、环境、资源之间的协调可持续发展问题。这就抓住了症结所在。

  客观地说,中国面临的环境形势非常严峻,不可能设想很快就能彻底改变这个状况。从国家的规划上看,我们现在是力争到2020年(有人提出是到2015年),能够把城市环境的污染基本控制住,到了2030年,我们的城市环境和整个生态环境应该进入一个改善的状况。现在看来,中国要真正有效控制环境污染和自然生态的破坏,建成生态良好、适宜人类生存、经济协调发展的社会,时间恐怕还要长一些。

  21世纪,人类环境的前景究竟如何,是每一个人都在关注的问题。作为一个致力于环保事业四十载的人来说,我有着许许多多的梦想和期待。今天,我看到了希望,主要寄托在以下三点上:一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二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三是健全法制,严格环境监督管理。